三国演义作者是哪个朝代(三国演义是什么朝代)-东辰安华生活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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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对《三国演义》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。然而，一些重要和基本的问题尚未解决。103010这个日期，就是这样一个“世纪话题”。

　　一个

　　到了明清时期，《三国演义》虽然流传很广，影响很大，但人们并没有对它的成书年代进行认真的考证。有些学者在《杂注》中提到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罗贯中时，往往根据传闻(如明代嘉靖年间田汝澄的《三国演义》)称其为“南宋人”。清代对林雷的《西湖游览志余》进行了转述)，或称任原(如明万历年间胡应麟的《渔矶漫钞》)，或称洪武初任(如清初周良恭的《少室山房笔丛》)，或笼统称任明(如明嘉靖年间高茹的《因树屋书影》)。王琦《百川书志》卷177 《续文献通考》记载《经籍考传记类》作者为明代嘉靖、万历时，罗贯中被写成“罗官”、“子本中”，时间未提及，实际上是重复了田汝澄的记载，只是抄录有误。在作者生平记录相差如此之大的情况下，如何判断一部作品的成书年代？

　　 20世纪初，鲁迅先生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，开创了具有科学意义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。在1923年至1924年出版的第十四部巨著《水浒传》中，鲁迅综合明清两朝的记载，称罗贯中为“盖元明人(约1330-1400)”。在1924年写的讲稿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又写道：“罗贯中名书，钱塘人，生于元末明初前后。”由于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，他的作品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当然应该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。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说“该书成书于元末明初”的由来。

　　 1931年，郑振铎、马立安、赵万里三位先生到宁波考察，发现明代天一阁蓝格子抄本《三国演义》，其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罗贯中，太原人，湖海三人。”和别人独处。乐府行话极其新鲜。这一年剩下的友情我都忘了，吃过很多次苦。直到复会，我才知道它在哪里结束。“这是迄今为止人们见到的最完整的罗贯中实录，作者自称是罗贯中的《忘年交》，所以弥足珍贵。”治陈”是从(二十四年)到郑(1364年)的事，距元朝覆灭只有四年(1368年)。103010的作者在这一年与罗贯中“复会”，后来活了六十多岁。所以罗贯中至少应该活到明初。可见，罗贯中确实是元末明初人。这一记载与鲁迅的论断是一致的。因此，这一信息一经披露，立即受到古典小说和戏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。1935年1月，鲁迅为《录鬼簿续编》写了《录鬼簿续编》，特别郑重地提到：“从《小说旧闻钞》开始，罗贯中之谜就被过去一直打官司的人解开了，所以我们的前辈是不可能做到的！”从此，“此书成书于元末明初”的理论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，成为几十年来的权威说法。

　　二

　　但“元末明初”毕竟是一个笼统的时间界限，是在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给出的一个模糊的时间定位。“元末”至少可以持续二三十年，“明初”可以持续几十年。两者结合真的是迫不得已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随着《再版前言》研究的深入，一些学者不再满足于“元末明初”的笼统提法，对《续录鬼簿》的刊刻日期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，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：

　　 1.“它写于宋代甚至更早”说。这个观点主要是周村持有的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一文中(载于1980年第3期《演义》)，他对唐宾银在江夏所补正的《〈三国演义〉非明清小说》提出了三个论点：(1)在该书《群众论丛》节中，有一句“上至圣朝，赐封号为武安王”，而关羽在北宋宣和五年(1120年)册封武安王(2)该书“记载了相当多的关索的生平活动和功绩”，“关索的生平事迹，以及说唱流传的时代，应该早于北宋初年，甚至早于北宋初年，在唐五代之间。而这也可能是《全像通俗三国志传》是一本影响深远的书的时代。”(3)书中有14个地理定义，包括17个地方，其中15个可以推断为宋人记载的宋代地名；明初也有两个地名，但这可能是后来在抄刻过程中加上去的。这种理论完全忽略了《玉泉山关公显圣》吸收了元杂剧《三国演义》和元杂剧三国戏的内容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，完全脱离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情境。很难成立，所以至今没人认同。

　　 2.“写于元代中后期”。这一论点的代表是张和袁。张《三国演义》印本《三国志平话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)第三部分，在对书中小注所提“现地名”考证的基础上，指出“这些注中所提“现时”的地方，“除偶然用错宋代地名者外，均属元代地名。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元文宗田丽二年(1329)，建康改为庆忌，江陵改为中兴，坦洲改为田林。“但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中，建康、江陵、坦洲仍算‘今日地名’，庆忌、中兴、田林不算‘今日地名’。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庆忌、中兴、田林这些‘今天的地名’呢？”从这个角度来看，“《前言》似乎写于元文宗二年(1329)之前”，当时罗贯中已经三十多岁了。元石硕在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(1980年第3期)一文中认为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作于元代中后期，约1420年代至40年代。主要论点如下：(1)书中引用了330多首诗来评论人物，搜集情节，“与宋元间的评话十分相似”。在书中引用的诗句中，“我们常用‘后人’和‘史家’来代替指名道姓。‘唐仙’这个词用了一次，‘宋仙’这个词用了十多次，没有找到‘元仙’这个词。这可以看作是超能力者的口吻，说明作者是超能力者。”署名作者基本都是唐宋的，这也说明《明嘉靖刊本〈三国志通俗演义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》的作者是元代的。(2)书中的小

　　字注所提到的“今地名”，除了几个笔误之外，“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”。其中，江陵、建康、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（1329）以前的旧地名。“据此，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。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，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、十几年，是可以的……所以，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，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。”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，因此，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。

　　3．“成书于元末”说。陈铁民在《〈三国演义〉成书年代考》（载《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）中认为：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无疑是今存最早、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，利用其注释来考证《三国演义》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。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，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，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，而是《演义》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，逐步积累起来的，其中有的作于元末，有的作于明初。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，那么《演义》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；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，也可推知《演义》成书应在元末，因为只有在《演义》写成并流传之后，才有可能出现《演义》的注释。周兆新在《〈三国志演义〉成书于何时》（载其主编之《三国演义丛考》一书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）中指出：联辉堂本《三国志传》中有“圣朝封赠（关羽）为义勇武安王”一语，汤宾尹本《三国志传》亦有相似语句，两本在提到“圣朝”之前，均曾提到“宋朝”，二者对举，可见“圣朝”不可能指宋朝；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，可见“圣朝”也不可能指明朝。这样，它只能指元朝。元文宗天历元年（1328）曾加封关羽为“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”，结合《录鬼簿续编》的记载，《演义》当成书于元代后期。

　　4．“成书于明初”说。持此说者较多，如欧阳健在《试论〈三国志通俗演义〉的成书年代》一文（载《三国演义研究集》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）中认为：周楞伽、王利器先生根据元代理学家赵偕的《赵宝峰先生集》卷首的《门人祭宝峰先生文》等材料，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，这是可信的，按照门人之间“序齿”的通例，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—1318年，卒年约在1385—1388年；再根据对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小字注中所谓“今地名”的分析，可以判断：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，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（1370），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之后。其时，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，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《演义》的写作。任昭坤在《从兵器辨〈三国志通俗演义〉的成书年代》（载《贵州文史丛刊》198６年第1期）中认为：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里叙述描写的火器，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，或才有那个名称，这证明《通俗演义》成书于明初。《通俗演义》描述的火器，使用者都是孔明，可见在作者心目中，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，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，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。

　　5．“成书于明中叶”说。张国光在《〈三国志通俗演义〉成书于明中叶辨》（载《社会科学研究》1983年第4期，亦收入《三国演义研究集》）中认为：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是以《三国志平话》为基础的，现存的《三国志平话》刊于元代至治年间（1321—1323），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，然而篇幅只有约8万字，文笔相当粗糙、简陋；而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篇幅约80万字，是《平话》的十倍，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，因此，其诞生不能不远在《平话》之后。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是第一个成熟的《三国演义》版本，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，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，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（蒋大器）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。张志合的《从〈花关索传〉和〈义勇辞金〉杂剧看〈三国志通俗演义〉的成书年代》（载《河南大学学报》1990年第5期）认为，从文学史发展的情况来看，在元末明初那样的文学氛围中，尚无可能产生出像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这样大部头的杰作。他根据明代成化年间刊行的说唱词话《花关索传》和明代前期著名剧作家朱有燉的杂剧《义勇辞金》均看不到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的影响这一现象，认为《通俗演义》的成书年代应在明代中叶。李伟实的《〈三国志通俗演义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》（载《吉林社会科学》1995年第4期）也认为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成书于明代中叶。

　　面对上述诸说，我曾于九十年代初撰文提出，要确定《三国演义》的成书年代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：第一，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。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代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、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、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，但因资料不足，见解歧异，尚难遽尔断定《演义》成书的确切年代。第二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。上述诸说，大部分把嘉靖元年（1522）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，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，在此基础上立论。然而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，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，而明代诸本《三国志传》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。这样，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。第三，对作品（包括注文）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。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“今地名”来考证《演义》的成书年代，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。但是，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：其一，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，否则，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（按：上文引述的陈铁民观点已经指出：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，而是《演义》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，逐步积累起来的，其中有的作于元末，有的作于明初。王长友在《武汉师院学报》1983年第2期发表《嘉靖本〈三国志通俗演义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？》一文，认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并非作者本人手笔，“作注时该书已流传较久并得到推崇”，“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，也不是作者同时代的人。”）；其二，对小字注的考察，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，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，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。结合以上各种因素，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：《演义》成书于元末明初，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（《〈校理本三国演义〉前言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；亦收入《〈三国演义〉与中国文化》论文集，巴蜀书社1991年9月第1版）。

　　三

　　今天，在世纪交替之际，回顾有关《三国演义》成书年代问题的研究发展历程，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看法：

　　第一，对《三国演义》成书年代的研究，决非可有可无，而是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基础研究工作。长期以来，各种文学史、小说史著作虽然沿用了“成书于元末明初”的说法，但大都在明代部分设置《三国演义》专章，实际上把《三国演义》视为明代作品。如果能证明它成书于元末（或元代中后期），那就必须把它列入元代文学史的范畴，那么，以往对《三国演义》的各种分析，都应当重新加以审视，许多方面的认识不得不作出修改。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吗？欧美学者研究莎士比亚生平、著作已经三百多年，成果车载斗量，研究的程度已经非常精细，而新的成果仍层出不穷；像《三国演义》这样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伟大作品，我们中国学者难道应该永远搞不清楚它的具体成书年代吗？当然，对于这样一个专门化的问题，一般从事思想内涵、艺术成就研究的学者可以不去深究，尽可依据通行的文本进行探讨；但是，对于一门系统的学问而言，这个问题却是迟早都要解决，不能永远模糊下去。因此，少数有志者对这个枯燥而艰难的课题上下求索，辛勤探寻，是完全必要的，也是值得尊重的，应当予以鼓励和支持。

　　第二，数十年来，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，对《三国演义》成书年代的研究，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。上面谈到的五种观点，除了“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”说显然难以成立之外，其余四说，各有所据，各有一批赞同者。尽管目前还没有哪一说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公认，暂时还是诸说并存；但比之过去，人们的认识已经大大深化，盲目性已经大大减少；通过各种观点的阐述、争鸣和彼此辩驳，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今后，逐步形成一个多数学者都能接受的观点是很有希望的。

　　第三，要真正解决《三国演义》的成书年代问题，在基本事实的认定、新材料的发掘、研究的选择等方面，还需要付出更多、更踏实、更细致的努力。例如，《赵宝峰先生集》卷首的《门人祭宝峰先生文》所列门人名单中的“罗本”，究竟是否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罗贯中？一些学者认为是；但已有学者根据《宋元学案》卷九十三《静明宝峰学案》中“罗本”名下的一条按语，指出这位“罗本”字“彦直”，与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罗本贯中并非一人。对这种基本事实的认定，就应该而且可以通过讨论尽快达成一致，而不宜让不同的意见长期自说自话，互不相干，令人无所适从。又如，上文提到的确定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问题，目前就存在较大的分歧：一批学者（包括我自己）认为，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，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，诸本《三国志传》的祖本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；但仍有一些学者认为嘉靖元年本是最接近原本的版本。这就需要通过严谨的考证和心平气和的争鸣来寻求解决。再如，对于《录鬼簿续编》那条关于罗贯中的记载，人们一直视为最可靠、最权威的材料，这不仅因为材料出自“忘年交”的回忆，非常难得，而且因为所记的罗贯中与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姓、字相同，时代也吻合。但是，人们似乎回避了一个问题：这里所记的是戏曲作家罗贯中，其中并无一字说到他写作小说之事。那么，这位罗贯中是否一定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罗贯中呢？有人解释说，《录鬼簿续编》的作者初识罗贯中和至正甲辰与之“复会”时，罗氏还没有写小说，故《续编》没有涉及这一方面；罗氏是在那以后才开始写作《三国演义》的。这种分析，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，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；但这毕竟还是一种推测，从科学研究的要求来看，我们还需要寻找更直接的证据。当然，反过来说，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，否定那条记载的可靠性，也是难以服人的。问题的关键仍然是：尊重事实，用坚实的证据说话！

　　事实上，在我九十年代初撰写那篇文章以后来，有心的学者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发掘材料，考辨史实。比如，杜贵晨不久以前发表《〈三国志通俗演义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》（载《中华文化论坛》1999年第2期），为“成书于元代中后期”说提供了新的论据。他认为，从《三国志平话》的刊刻情况，可以表明《三国演义》成书的上限是至治三年（1323）。他又发现，明初瞿佑的《归田诗话》卷下《吊白门》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《白门诗》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《缚虎行》时，有“布骂曰：‘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’”一语，而张思廉的《南飞鸟》诗中则有“白门东楼追赤兔”一句，二者既非来自《三国志》、《后汉书》等史籍，又非来自《三国志平话》，而是出自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。再参酌章培恒、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，他认为《演义》成书的下限是元文宗天历二年（1329）之前。由此得出结论：“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（1323）至元文宗天历二年（1329）之间，即泰定三年（1326）前后。”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论述，但他引用的瞿佑有关《吊白门》的资料，却是首次使用，很有价值，理应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。这说明，在新资料的收集和发掘上，我们是大有可为的。

　　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，也由于以往人们对诸多现象认识的歧异性，在今后的研究中，我们应当更加自觉地发扬严谨诚朴的优良学风，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原则，弘扬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。既要勇于开拓创新，又要扎扎实实地理清头绪；既要珍惜自己艰苦探索的成果，又要尊重他人的一得之见；既要敢于坚持真理，又要勇于修正错误。总之，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责任感，虚怀若谷，互相尊重，友好切磋，取长补短。我相信，在师友们的共同努力下，《三国演义》的成书年代这个“世纪课题”，一定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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